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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美国第三次“退群”古特雷斯发声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莱肯希思基地的阴影尚未消散,白宫又将矛头转向了文化教育领域。2025年7月22日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·布鲁斯冷峻宣布:美国将第三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,退出程序将于2026年12月31日正式生效。声明中,“分裂性的社会文化事业”“过度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”等措辞,与“美国优先”的标签紧密捆绑,构建起退群的“正当性”叙事。耐人寻味的是,距离2023年拜登政府高调重返该组织,仅过去了短短两年。

 退群逻辑:意识形态与地缘博弈的双重驱动

 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·凯利直指教科文组织“支持觉醒文化”,背离了“美国人在大选中支持的常识性政策”。所谓“觉醒文化”,具体指向2023年该组织发布的“反种族主义工具包”和2024年“男性素质转变”倡议——前者要求成员国直面种族主义历史并推动社会正义,后者则尝试解构“有害的性别规范”。这些触及社会深层的议题,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背景下被迅速武器化。美国第三次“退群”古特雷斯发声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

 更深层的动因藏在巴以议题中。布鲁斯特别强调,接纳巴勒斯坦为成员国是“严重问题”,助长了“反以色列言论”。这一指控与2017年退群理由高度雷同,当时教科文组织将希伯伦旧城区列为巴勒斯坦濒危遗产,触发美以强烈反弹。以色列外长萨尔迅速呼应美方决定,称之为“推动正义的重要一步”,暴露了双方在外交事务中的传统联动。

 决策流程同样充满算计。特朗普在2025年1月要求审查教科文组织,重点调查其“反犹主义或反以色列倾向”。审查报告5月提交白宫,而总干事阿祖莱2月曾与副总统万斯会谈,暗示美方早已设定“退群”剧本。

 教科文组织的韧性重构与全球回应

 面对冲击,总干事阿祖莱的回应冷静而务实。她直言对美方决定“深感遗憾”,但强调“并不意外且已做好准备”。这份底气源于教科文组织近年来的自我革新:通过结构性改革拓宽融资渠道,使自愿捐款额自2018年以来翻番,成功抵消了美国财政贡献下降的影响。当前美国会费占比已从2017年的20%降至8%,组织整体预算仍保持增长。美国第三次“退群”古特雷斯发声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

 国际社会的谴责浪潮几乎同步涌起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夜发声“深感遗憾”;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宣示对教科文组织“坚定不移的支持”,称其为科学、教育与文化遗产的“全球守护者”;比利时副首相更痛斥此举“削弱了国际合作支柱”。这些反应凸显欧洲对单边主义的集体焦虑。

 中国虽未正式回应,但《环球时报》社论点明要害:“国际治理不应被霸权逻辑绑 架”。而最直接的受害者或是美国自身——其申报的“民权运动历史遗迹”世界遗产项目恐因退群失去支持,国内参与教席计划的高校、申请创意城市称号的社区也将首当其冲。

 历史循环中的深层裂痕

 这场退群闹剧本质上是四十年矛盾的再度爆发。美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犹如旋转门:1984年里根以“腐败亲苏”为由退出,2003年小布什以“完成改革”为由回归;2017年特朗普指责“反以偏见”退出,2023年拜登重返,而如今再度决裂。每次退出都伴随会费拖 欠——2011年因巴勒斯坦入群停缴会费后,美国累计欠费高达6亿美元,成为组织财政的长期痼疾。

 这种反复暴露了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撕裂:既渴望规则制定权,又抗拒多边约束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统计显示,2016年以来美国已退出或威胁退出12个国际协议与组织,从《巴黎协定》到人权理事会,单边主义渐成常态。正如哈佛教授约瑟夫·奈的警示:“拒绝国际合作的美国将失去塑造未来的机会”。美国第三次“退群”古特雷斯发声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

 退群后的全球治理走向

 尽管财务冲击可控(年预算缺口约1.43亿美元),但规则制定权的让渡更具战略影响。在人工智能伦理、数字主权等新兴领域,美国主导的“互联网普遍性”概念可能被欧盟“数字主权”框架取代。同时,美国推动的“教育创新伙伴计划”等35个非洲项目面临断资风险,削弱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。

 以色列同步启动退群程序,进一步强化阵营化趋势。而日本、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失望情绪,可能加速“去美国中心化”的多边体系重构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阿祖莱特意强调教科文组织“在打击反犹主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”——这一表态既是对美方指控的回击,也暗示其道义话语权的流失。

 从1984到2025.美国三次退出教科文组织的轨迹,恰似超级大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病理切片。当特朗普政府以“美国优先”之名关闭对话之门,阿祖莱那句“美国现在和未来都将受到欢迎”的结语,成为多边主义包容性的最后注脚。莱肯希思的核弹与巴黎的退群文书,共同构成2025年夏天的双重隐喻:前者以武力威慑重划安全边界,后者以文化割席重构意识形态阵营。

 历史不会因一国的缺席而止步。教科文组织在战火中诞生,其使命本是为文明冲突搭建对话桥梁。当大国选择背向而行,人类能否在分裂的世界上重建合作理性?答案不在巴黎总部的会议厅,而在每个仍相信“对话优于对抗”的国家与个体的选择之中。